哥本哈根峰会前，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所发表文章称，谈判人员表面上注意力集中在减排目标上，实际上在乎的是对经济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于发达国家做出的姿态。只有发达国家做好榜样，做出更大的让步进一步减低排量，发展中国家才会有充足的理由紧跟其后采取行动。
要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成功达成一致，就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科学证据、政治意愿、经济动力）并处理好四个实际问题（确定减排目标、采取应对措施、提供技术支持、提供财政资助）。
在所有这些因素中，从表面上看，谈判人员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了减排目标上。然而实质上，他们注意的是新协议对经济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对是否能达成一项协议所持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是否能采取果断而稳妥的措施。只有发达国家做好榜样，做出更大的让步进一步减低排量，发展中国家才会有充足的理由紧跟其后采取行动。
各方已经在三个基本要素的两个上达成了一致。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提出的科学证据已经广为世界各方所接受。今年，八国集团的各位首脑也表示了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承诺将全球变暖的程度控制在2°C以内；并提出到2050年，将全球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0%，其中工业化国家减排80%（早前的承诺为50%）。由此看来政治意愿也不缺。剩下的基础要素就是经济动力了。发达国家担心会受到直接的经济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则担心万一签下一个目标不切实际的法律性文件，他们未来的福祉将如何受到保障。
至于那四个实际问题，各方意见远没有达成一致，各方在这四个问题背后的经济利益上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对达成协议来说，增强适应能力、技术支持、财政资助非常重要，但这些也顶多只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协议的动机。所有国家都需要适应这种改变，但发达国家的适应能力要远远强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就需要发达国家提供财政援助来帮助较为贫穷的国家进行变革。技术转让也需要相应的财政支持，因为技术本身也有其市场价值。
截至目前，参与到这一过程中的外资还十分有限。富国将会提供一些发展援助，但贫穷国家需要的数目却多得多。财政保障的不确定性是达成全球协定的一大障碍。
确立减排目标是所有实际问题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根据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工业化国家截至2020年的减排目标应该更高，而发展中国家也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减排措施。各国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远景目标，这一远景目标也常常被称作截至2050年的减排目标。
但是，有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否已经足够了呢？尽管八国集团此前提出了到2050年全球减排50%的目标，但他们却回避了到2020年为止的中期目标。工业化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减排量之比大概是1：1。如果发达国家减排80%，那么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在他们总体不高的排放量绝对值上再下降20%。而2005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排放量是其余国家的5倍。减排80%只意味着205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排放量将下降到发展中国家2005年的水平。
然而按照，八国集团首脑的提议，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却要在此基础上再减少20%。也就是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都将低于发达国家。由于化石燃料的成本要低于无碳能源，发展中国家坚称过早改用无碳能源将降低他们的发展速度。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尽管技术发达财力雄厚，向清洁能源的转化过程也很缓慢而有限。尽管如此，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比率仍然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截至2020年的减排目标尽管更加重要却也更加模糊。IPCC建议附件一所列国家到2020年减排25~40%，发展中国家仍为15~30%。上述目标意味着减排的速率要比八国集团的目标快一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附件一所列国家主动承诺减排40%。欧盟作为领跑者率先将截至2020年的减排量由 20%调整到了30%，但附条件要求其它各方采取相关行动。美国还没有提出自己的2020年目标，但预计这一目标会远远低于25%。发展中国家愿意采取减排行动，但要求发达国家就此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现实的经济利益阻碍了所有参与方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要打破这一僵局，就需要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大会上采取主动。他们应该承诺到2020年至少减排40%。如果附件一所列国家不愿意或不能采取这一措施，其他国家都会受到消极影响而不愿采取更为严肃的行动。哥本哈根大会最有可能达成的成果就是一份“各方同意将截至2050年的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C以内” 的声明。各国具体的减排目标与相应措施将留待以后的进一步磋商确定。
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应当准备好自己的向清洁能源转换规划。其中应该包括减少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所对应的碳排放量，并制定更严厉的再生能源目标，这两个方面与发展并不矛盾。在这些方面，中国与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可以起到推动作用。通往哥本哈根及以后的道路十分艰难，但这却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