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峻的节能减排形势，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近日表示，价格杠杆是调节利益关系最直接、最灵敏的手段，应当在促进节能减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前一方面资源价格偏低，需要较大幅度提高，来抑制过度的能源资源消费需求，补偿环境治理成本；另一方面，社会各方面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都较低。(5月3日新华社)
尽管曹司长顾虑到社会承受能力，提出“步子要稳妥”，但其“态度要坚决”，依然引起网民的反感。不能不说，公众的反感，主要源于对提高资源价格“多米诺”效应的恐慌。无数事实证明，动用价格杠杆，最终的成本压力多数摊在了消费者头上。
以价格杠杆推动节能减排，理论上当然可行。但是就当前的一些现实来看，价格杠杆调整不灵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首先，凡涉及到民生的资源，无论价格怎么涨，该用还是要用，即使节约，空间也十分有限。比如，民用电力，住宅用地等。如果在这些领域动用价格杠杆，其全部意义，几乎只剩下增加百姓生活负担了。
其次，一些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这些并不鲜见的反市场做法，谁又怕你什么“价格杠杆”呢？
第三，对于目前资源耗用大头的企业来说，其产品的定价权多数都是放开的。只管资源提价这一头，却不管产品定价那一头，涨价额度必然层层向下游增值转嫁。某项资源单价提高100元，有可能出厂价时硬要多增200元成本，这样的价格杠杆，又到底调整了谁？
利用价格杠杆推动节能减排，对于民生消费领域来说，能起到的调节作用是难以达到预期的；而对于生产领域来说，又因为我们目前还达不到“完全市场经济”特征，效果上很难乐观。
笔者以为，节能减排问题应该致力于“堵”与“疏”两个途径来解决。堵就不用说了，从疏的角度看，不妨通过改革第二次分配来解决。去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曾提出：着手建立“产业补偿、土地补偿、生态补偿、自然灾害补偿、社会补偿”五大补偿型国家制度，从国家层面上将二次分配的社会公正性，牢牢地固化在有章可循、有理可据的权威性制度之上。仔细看看，上述五大补偿机制，前三项都涉及到节能减排。如果真能落实到位，可预期效果就现实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