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低碳经济已然成为关注度空前高涨的话题，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也已是社会的主流声音。但是，在“人人皆谈”的语境中，低碳经济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说法；对于如何践行低碳发展，切实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研究者也有不同视角。为了帮助读者深入了解相关问题，就低碳经济领域的一些热点，本报记者专访了较早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周宏春研究员，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国经济时报：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有怎样的内涵？
周宏春：应当从三个层次理解低碳经济——理念，新的发展模式和低碳产业兴起。
作为一种理念，低碳经济追求在生产和生活中能源利用效率更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例更大，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强度更小。
低碳经济寻求生产和生活中人为排放碳强度的不断降低。即在同等碳排放的条件下，使经济产出更大，或者在同等经济产出的条件下，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更少。
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低碳经济要摈弃２０世纪工业化过程中化石能源消费高、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大的增长模式，通过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制度安排和创新以及发展观价值观的根本转变等途径，形成以低能耗、低碳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
低碳经济的核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制度安排、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高能效，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等措施，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着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
节能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属于低碳产业范畴。但迄今为止，技术开发和产业化还没有使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成本低于化石能源。因此，加大投资力度，研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外发展和投资重点。
中国经济时报：“低碳”是一个绝对标准吗？
周宏春：低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动态的过程，而不应是一个绝对指标，要避免陷入绝对量的误区。从国内实践看，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单位ＧＤＰ的能源强度降了一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正在走低碳化道路。
低碳经济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和机制来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不应使人民生活条件和福利水平明显下降。应当通过能效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
低碳经济的提出隐含着化石能源将耗竭这个现实，气候变暖只是国际社会讨论的平台。国际社会有共识：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不至于带来全球气温上升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应在哪些方面着力？
周宏春：发展低碳经济是基于中国能源“煤多、油少、气不足”的现实，是提高能源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举措。
中国需要做的事很多。比如，制定相关政策，形成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政府通过规划引导，提高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碳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低碳产业；发展循环经济，重点抓好工业节能减排；加大对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扶持力度；重视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储备；选择典型地区、城市和重点行业进行低碳经济试点；加强国际合作，研发形成低碳技术体系等。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由“高碳”向“低碳”的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周宏春：挑战是多方面的，最大的挑战在技术方面。中国的低碳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研发和创新能力有限。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但执行情况并不乐观。改革开放以来施行的“市场换技术”政策，事实上也没换来多少核心技术。
低碳能源技术、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研发等，发达国家起步不久，我们与之差距并不大。近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产业呈快速增长之势，如果中国继续加大投入，可以在这个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制度安排方面，或将开征的碳税和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等，将对发展低碳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周宏春：从政策效果看，碳税可以引导工业企业朝着节能减排的发展方向迈进，但不一定能实现减排目标；碳市场可以降低减排成本，中国可以通过ＣＤＭ项目合作获益，但不一定能获得多少技术从而推进技术进步。
国内虽然已经成立了几个碳交易所，但还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碳排放权交易，当然，这里的原因除了中国不是《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外，对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出现时间国内也没有形成共识。
碳税选择什么征税载体，在生产端还是消费端征税，需要什么配套措施等，也有大量工作要做。
排放权交易需要一个限定总量，需要一系列的政策配套，开展排放权交易需要试点先行，积累经验再加以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