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决定人类未来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召开之际，11月26日，中国政府宣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应该说，这是一个高度负责任的举动。这个承诺将会通过在哥本哈根进行的谈判而进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框架公约。在中国还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重化工业爆发性增长的阶段，中国的承诺无疑将对本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诸多挑战。要知道，中国重化工业提速发展是因为我们需要修建大量的住房、公路和铁路来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需求。
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中国已经提出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20%这一内部的硬约束。现在则是直接将国内生产总值与二氧化碳排放挂钩，这还要涉及到大力发展“吸收”二氧化碳的措施，包括碳捕获与碳封存，包括在耕地有限、建设用地需求激增的情况下大力增加森林面积，也包括对工业发展上进行重大的布局调整。
但是，在看到成绩、赞赏政府勇气的同时，中国也要认真分析自身面临的挑战。
首先必须清醒地看到，严格来讲，“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并不是一个减排的概念，而是一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的概念。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到2020年前至少还会保持7%的年增长速度，如果我们认为2010年肯定可以达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20%”这一国家目标，那么从2010年到2020年间，我们大约还需要让这一数字降低25%(此处暂时不考虑降低能耗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两者之间在数量上比较微小的区别)，而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一倍，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单位产值排放低了，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还将上升70%以上。
目前，还没有一项研究认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会在2030年前降下来。这表明，如果中国要在2030年以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下降，并最终在2050年前后降到国际社会希望的2005年的指标，我们在2020年以后要有很长和很艰巨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技术需要有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而最大的驱动力莫过于国内法所约束的企业排放总量必须被控制。尽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排放量下降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总体进步的指标，但是很难在微观层面上形成对企业具有硬约束力的指标，因为不同企业千差万别，能效标准纷繁复杂，很难制定统一的量化标准。
这可能就意味着，除非能在碳排放管理的制度和方法层面上有重大的创新，并在执行层面上加大监管力度，否则很难通过市场的激励让低碳技术在中国得到真正的广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