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士风光 本版图片由牟丰京摄
威尔士首席部长罗德里·摩根接受重庆媒体代表团采访
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与能源工作组负责人杰西卡·卡弗女士接受重庆媒体代表团采访
有一些名声，当事人不想要，但甩也甩不掉。2月25日，在英国外交部大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几个重庆人和几个伦敦人聊了一会儿，就有了同样的感慨：“怎么还说咱们的城市是雾都啊！”
重庆和伦敦，历史上都曾一年最多有100多个雾天，各自落下了“雾都”的名声。伦敦动得早，从20年前开始，每年雾天已不过10天；重庆后起，但进步快，近几年来，年均30多个雾天。按理说，都早已达不到雾都的标准。
“要彻底告别雾都，不仅雾天要少，空气质量还得更好。”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与能源工作组官员对来访的重庆媒体代表团说，“重庆和伦敦，可以合作。”
伦敦治雾 已有百年
重庆媒体代表团应英国外交部和威尔士议会政府邀请，于2月21日至29日访问英国，就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采访。
2月25日，在位于伦敦白厅街的英国外交部大楼前，英国外交部门礼宾司官员大卫介绍：“大楼建于19世纪60年代，白色的外墙当时就有争议，因为不耐脏。”
19世纪末期的伦敦，辉煌却又灰蒙蒙。由煤碳支撑的工业革命，让伦敦城内遍布工厂，家庭也烧煤取暖，煤烟排放量急剧增加。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色，经常在城市上空笼罩多天不散。
因此，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文艺作品中的伦敦，无一不是雾蒙蒙的。“福尔摩斯和华生每次出场，都伴着雾色，不是作者柯南道尔为了增加神秘感，而是那时的伦敦，真的经常有雾。”大卫笑着说。
1875年，英国政府通过公共卫生法案，尝试减少城市污染。这被普遍视为伦敦人治雾史的开始，至今已百余年。
伦敦大雾 痛定思痛
“20世纪60年代，由于空气污染太重，外交部大楼成了黑色，洗也洗不干净，差点被拆掉。”大卫说。
那是伦敦空气质量记录中最不堪回首的一段时光。1952年12月的伦敦大雾事件，浓厚烟雾弥漫全城五天之久，几天内死亡人数比平时增加了4000人，死亡高峰与二氧化硫及烟尘的浓雾高峰基本一致。“这对英国人震动很大。”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与能源工作组官员说。
1956年，英国政府首次颁布清洁空气法案，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设立无烟区，禁止烧煤，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被迁到郊区。
1968年、1974年，英国政府又先后出台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并规定工业燃料里的含硫上限。
一系列措施有效减少了烟尘和二氧化硫污染。1975年，伦敦的雾日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5天，1980年降到5天，彻底摘掉了雾都的帽子。
“伦敦的空气，越来越好。外交部大楼经过清洗粉刷，恢复了白色，得以留存至今。”大卫说。
携手转型 空气更好
重庆下大力气治理空气污染，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的。回首重庆的一系列举措：改灶燃煤锅炉、设无烟区、污染企业“退二进三”，似乎与英国的空气清洁法案多有相似之处。据悉，从1991年至1997年，英国专家就曾和重庆市环保专家一起进行相关调研、论证。
在一些方面，重庆甚至比伦敦走得更远。例如，重庆所有出租车、公共汽车不烧汽油，改烧天然气，大量减少了尾气排放。对此，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与能源工作组官员很感兴趣：“汽车尾气是伦敦空气质量进一步提升的障碍。”
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同时为伦敦中心区缓堵，从2002年开始，伦敦向进城车辆征收进城费，并计划到2010年，把市中心的交通流量减少10%到15%。鼓励居民购买小排量、清洁能源汽车。
今年2月，伦敦针对大排量汽车的进城费，已升至25英镑/天，折合人民币350元/天，一年9.1万元。
“一个大城市环境要更好，产业转型更为关键。”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与能源工作组官员说，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环境比工业革命时期有了大幅提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再单纯依赖制造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
而这正是重庆正在走的道路。“我们正在全球各地推动可持续发展城市项目，也希望能和重庆展开更多合作。”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与能源工作组官员说。
本报记者
记者手记
应对气候变化
需要气氛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难道应该承担相同的责任？如何看待高耗能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问题？”
对我的问题，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与能源工作组负责人杰西卡·卡弗女士以发达国家的立场，外交官的辞令，阐述了6分多钟。说实话，我没听明白，但也没追问。
“算了，去年底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都没说清楚这事，今天咱们也不扯了。”我笑着说完，发现卡弗女士也笑了。
确实，厘清责任担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先要营造一种合作的气氛。气候变化是国际性的问题，如果不通过国际间的合作，不可能得到解决。
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大措施，就是减少石化燃料使用量。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是革命性的转变，将改变整个能源结构、经济增长方式。“但现在国际外交、政治形势，还不允许这样一个转变发生。”卡弗女士说。
现在的气氛是，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顾虑。发达国家担心，如果做这样的改变，会不会影响其经济地位，而发展中国家也担心发展进度减缓。所有的国家都在观望，等别人先走一步，我再跟着走一步。
关于气候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施特恩报告”指出，如果我们现在采取行动面对气候变化，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只是全球GDP的1%。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负面影响会达到5%-20%。
“各国之间需要营造一个政治氛围，让大家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是促使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必要条件，而不是经济发展的阻碍。”卡弗女士说。
还有一点，气候变化问题并非无关紧要，而是今天就得行动。“去年中国肉价上涨很快，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澳大利亚的干旱影响了国际粮价，造成养猪成本上涨。”
这位英国女外交官，还真会给中国人举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