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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冀俍:发达国家借口气候变化阴谋论规避责任

日期:2011-06-21    来源:中外对话  作者:中外对话

能源资讯中心

2011
06/21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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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陈冀俍 气候变化 责任

  陈冀俍认为,气候变化不是一场阴谋。要数千名科学家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去捏造一个共同谎言是不可能的。

  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之高前所未有,同时,怀疑论和阴谋论甚嚣尘上。在西方,所谓“气候门”源于一所英国大学的气候学者邮箱的被黑客入侵,而被曝光的一连串的科学数据伪造事件。而紧随其后的“冰川门”则是围绕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而展开的丑闻,该报告错误估算了喜马拉雅冰川的融化时间。

  加上一个罕见的寒冷冬季,这些“门”迅速点燃了西方媒体关于气候变化科学是否可信的争论,质疑人类是全球变暖论主谋的声音也愈来愈大,一时间流言四起。与此同时,在中国,气候变化的怀疑论已上升到阴谋论。由勾红洋出版于2010年的《低碳阴谋》就是一个明显的缩影,他在此书中表明气候变化乃是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一个阴谋。

  紧随阴谋论而来的是这样的问题,即关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引发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到底是科学事实,还是少数科学家和环保组织制造的骗局?

  有很多方法可以验证这个结论,在此我主要就两点进行分析:一是西方科学界的造假成本和风险;二是高碳产业与环保组织的利益和实力对比。

  在西方,科学界造假有一个很大困难,就是科学界有同行评议(peer review)制度。这是科学界实行了很多年的行规,它并不要求所有评议的专家都同意你的观点,它的主要目的是让第三方监督你的分析方法是否正确、实验设计是否存在漏洞、逻辑推理过程是否存在偏差,等等。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审稿。

  未经同行评议的文章被称为“灰色文件”,所谓“冰川门”和“亚马逊门”都因为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引用了NGO的灰色文件所致。面临此类事件,20个科学院的联合组织对IPCC四次评估报告和工作程序都进行了评估,在中国也开了一次听证会。结论认为,要界定灰色文件,不能笼统把NGO的东西都定为灰色文件,IPCC应仔细地鉴定哪些是灰色文件,哪些不是灰色文件。对于灰色文件,哪些可以引用,哪些不可以引用。但是,这次评估仍旧认为IPCC的结论是正确的。

  同时,科学的结论必须是可以重复的。也就是说,你用这个方法得出的结论,别人用相同的方法应该得出相同的结论,一旦别人做实验验证你的结论,发现结论不一致,你的结论就有问题。所以科学家在公布自己成果之前,自己要做很多次实验来验证。

  即使科学家斗胆造假,他还要面临一个风险,就是对“学术不端”的处罚。在美国,一旦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指控被证实,根据情节的轻重,他们极有可能会被开除公职甚至面临刑事诉讼。学术不端者在一定年限内将不得参与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任何研究项目(从18个月到10年间,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也不能在美国公众与卫生服务部设立的任何咨询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任职。此外,学术不端者的身份信息将在研究诚信办公室网站上公示。

  正是在这样完备的制度保障下,西方的科学研究才能获得长足的进步,想让全球几千个科学家挑战这样的制度,让他们冒险放弃自己的学术生涯,那绝不容易。

  再说第二点:卷入这场争论中的两大利益集团的实力对比。我们可以想一下,一边是刚刚有所发展的绿色产业和环境保护组织,另一边是高碳产业(比如石油工业),谁更有实力用钱收买科学家?(奥雷斯克斯和康韦两位科学史家在2010年共同出版了一本书《贩卖怀疑的商人》,在书中他们揭露了在环境和公共安全议题上,一些科学家出于政商利益是怎样对公众进行有效的混淆视听。)

  第二个阴谋论就是“气候政治”,即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阴谋。但若稍作推敲,就会发现这个假设也不成立。

  我们看一下,如果全人类在一个全球排放限额下开始减排,同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帮助减排和适应,这个行动的利害关系是怎样的。

  首先受损的当然是高碳的产业,其代表是能源产业和重工业。受益的当然是低碳产业,比如说服务业、能效高的企业和可再生能源。 

  从人民生活水平来看,理论上来讲低碳产业的发展有环境上的“协同效应”,即同时避免了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对整体的环境问题来说有缓解,生活水平会有提高,现在污染越严重的地区可能改善的程度越大。

  但是,政策上向低碳产业倾斜会在一段时间内增加生活成本,特别是发达国家还要用公共资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缓和适应,发达国家的人会为应对气候变化支付更高的成本。同时,从高碳向低碳转变也需要成本,转变越困难的国家承担的成本越多。

  从国家来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受损还是收益要看高碳产业和低碳产业的比例、文教卫生水平和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并没有一条显著的分界线,我们也并非身处“他们与我们”这种冷战式的对立格局。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来看收益大于成本,否则各国政府也不会坐在一起参加联合国大会,寻求解决之道。但是正如上面所说,基于目前的国际共识,发达国家肯定是要比发展中国家付出更多的成本。当发达国家要以高昂的代价去解决气候变化时,他们又怎么可能积极呢?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要团结很多人秘密地搞一个大阴谋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国家虽然在气候问题上立场接近,属于同一个集团,但是历史上的烂帐仍然威胁着彼此的信任,例如中国和印度,美国和俄罗斯,这也减少了阴谋发生的可能。

  陈冀俍(Julian Chen),伯尔基金会北京办公室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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