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rrespondent网站发表经济人类学家Jason Hickel的文章，题目是： We can’t have billionaires and stop climate change（有亿万富翁存在就无法阻止气候变化）。
导致生态崩溃每个人的责任并不一样，如果我们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我们需要更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顶尖的地球系统科学家和气候学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地球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概念的开创性论文。他们认为，地球上的生命依赖于相互关联的地质过程的微妙平衡，包括气候、森林、海洋化学和生物多样性。虽然这个系统可以承受巨大的压力，但问题已经开始突破界限，而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科学家警告说，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超出了地球的大部分界限。地球系统的稳定正在被破坏，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不确定性区域，并且有可能触发潜在的不可逆转的临界点。
以二氧化碳排放为例，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气体。自1990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为全球碳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负责。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一小部分人类正在消耗我们所依赖的大气。随着收入的攀升，情况变得更加不平衡。
这不仅是因为富人消费的东西比其他人都多，而且因为他们消费的东西是更高能耗的：大房子、豪车、私人飞机、商务舱航班、长途度假、奢侈品进口等等。重要的不仅是他们的消费，还有他们的投资。当富人的钱超出了他们的消费能力时，他们倾向于把多余的钱投资于扩张性产业，这些产业往往对生态造成破坏，比如化石燃料和采矿业。了解收入与生态崩溃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文化是如何崇拜富人的，他们的过度消费行为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
我们经济增长得越多，我们对地球边界施加的压力就越大。科学家追踪这种关系的一种方法是通过观察一种叫做物质足迹的指标，统计了各国每年提取和消费的所有物质——从塑料到鱼、木材到金属——所有这些都对生物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当我们绘制物质足迹随时间推移的曲线时，我们发现它与GDP同步稳步上升。这让我们有点束手无策。我们知道，GDP增长正在推动生态崩溃；而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我们需要更多的增长，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应该如何协调这两者？
首先，当涉及到人类福祉时，重要的不是增长，而是收入和资源如何分配。现在它们的分布非常非常不均匀，仅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就获得19万亿美元的收入，占全球GDP的近四分之一。这一数字加起来超过了169个国家的GDP总和，其中包括挪威、瑞典、瑞士、阿根廷、整个中东和整个非洲大陆。最富有的5%人群（平均年收入为10万美元）占全球总收入的46%。换言之，我们所有经济活动的一半——所有的矿山、所有的工厂、所有的发电站、所有的航运以及与这些东西相关的所有生态影响——都是为了让富人更富。如果下一次有人告诉你，我们需要经济增长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们需要问是谁的生活真正得到了改善。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增长是实现我们的社会目标的一种低效和破坏生态的方式。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增长，至少在富裕国家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更公平的收入分配。通过更公平地分享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不必为了更多而掠夺地球。大量证据表明，亿万富翁和与地球边界是不相容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是世界上研究不平等和气候问题的顶尖专家之一，他毫不讳言：“让富人购买力的大幅下降，本身就对全球减排产生实质性影响。”
那我们该怎么办？
一种方法是对工资比率设置一个上限，有人称之为最高工资政策。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副研究员萨姆皮兹加蒂（sampizzigati）认为，我们应该将税后工资率的上限定为10:1。这是一个优雅的解决方案，可以立即更公平地分配收入，而且已经有先例。例如，西班牙的一家大型工人合作社蒙德拉贡（Mondragon）就有规定，高管薪酬不得高于同一企业中薪酬最低的员工的6倍。在全国范围内也可以这样做，即收入高于国家最低工资的某一倍数将面临100%的税收。
像这样的政策对人们来说很直观。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英国公众赞成最高工资政策。毕竟，我们会选择限制所有危险的东西。我们限制你在公共道路上开车的速度、开车前能喝多少酒、儿童早餐麦片中能含多少糖。我们限制在公共场所吸烟、上瘾物质和武器销售。一旦我们意识到过多的收入破坏了我们文明赖以生存的生态，我们也可以选择限制收入过多。
这种方法令人兴奋的是，它对人类福祉和生活世界有着直接的积极影响。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平等，人们变得更快乐，更少焦虑，对自己的生活更加满意。他们与邻居和同龄人产生了更大的团结感，这意味着他们在追求越来越高的收入和更具魅力的地位商品方面感受到的压力更小。平等有助于把人们从永无休止的消费主义的激烈竞争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人员发现，更加平等的社会往往对生态的影响要小得多。以丹麦为例。消费者研究表明，由于丹麦比大多数其他高收入国家更加平等，人们购买的衣服比其他国家的人要少，而且保存时间更长。公司花在广告上的钱也少了，因为人们对此不感兴趣。
但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不平等，还有财富不平等。例如，在美国，最富有的1%拥有全国近40%的财富。相比之下，最底层的50%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0.4%。在全球范围内，情况更糟：最富有的1%拥有全球财富的一半左右。
这种不平等的问题是富人变成了出租者。因为他们积累的钱和资产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使用的范围，所以他们把它们出租给其他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不管是以房产、专利许可证、贷款等形式。他们从中获得的收入被称为“被动收入”，不用任何劳动就可以获得收益。但其他人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工作、生产和赚取超出他们原本需要的东西——这就造成了额外的生态影响——仅仅是为了向生活富裕的人支付租金和债务。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现代农奴制。
就像农奴制一样，它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有着严重的后果。农奴制是一场生态灾难，因为贵族们强迫农民从土地上榨取更多的土地，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向农民致敬。在欧洲封建时期，这导致森林和土壤的逐渐退化。当社会不平衡时，生态也变得不平衡。今天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我们所有欠下房租和债务的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向有钱人臣服。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征收财富税，这一想法目前正在大行其道。经济学家艾曼纽尔·萨兹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提议对持有超过10亿美元的财富征收10%的累进税。这将促使最富有的人出售部分资产，从而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减少寻租行为。这样富人将失去他们的权力，无法迫使我们开采和生产超出我们需要的资源，从而消除地球的压力。累进税还有另一个生态效益：它产生的收入可以投资于全民公共服务，如医疗保健、教育、交通、经济适用住房等等。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扩大普遍服务是为所有人提供高水平福利的唯一最有力的途径，而无需追求高水平的GDP。
生态危机——以及地球边界的科学——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简单而不可否认的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如果我们要在21世纪生存，那么我们需要学会在地球上生活。为此，我们可以向祖先学习。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积极而有意的平等主义社会中。如果你想在任何给定的生态系统中生存和繁荣，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不平等是危险的，你会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来防范它。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那种思维。
现在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 Covid-19危机揭示了经济与人类需求和生活世界失衡的危险，人们已经准备好接受不同的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