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能源格局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全球能源格局正经历哪些重大转型?全球能源治理将如何调整?
1、变局一：全球能源从总体短缺转向总体供过于求
从长周期看，全球能源将从总体上的短缺状态转向总体供过于求，世界原油需求增速将逐步放缓。
国际能源署今年11月13日在巴黎总部发布《世界能源展望2019》报告预测，在2040年前全球能源需求将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远低于2018年2.3%的增长水平。随着能效更高的汽车和电动汽车进一步普及，预期全球原油需求或在本世纪30年代触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显示，从2012年开始，全球能源需求呈疲弱状态，预测到2035年全球将产生36%的能源增量。同期全球GDP的增量为17%，也就是能源总的增量大于GDP增量1倍以上。
这意味着，能源总体上将会呈现供大于求的发展趋势。
英国石油公司(BP)2019年2月发布的《BP世界能源展望》报告认为，从2017年到2040年全球能源的消费将有所增加，到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约1/3，而增长部分的2/3由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贡献。
亚太地区最主要的能源进口国是中国和印度。中印也是排全球前两位的能源需求国。这是能源格局一个重大变化。以往第一大能源需求国和进口国是美国，整个全球交易中心、市场侧、需求侧中心都在北美，而现在需求侧在亚太地区，而且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人均能源消费较低的国家。
这样的发展趋势就有可能使石油从稀缺性、战略性，带有经济武器、地缘政治属性的独特商品，回归到商品的本质属性，即通过交易、交换实现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因此，能源供求总趋势的这种变化，将会使需求方在未来的能源市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能源价格走势的决定性力量，甚至最后将掌握市场主导权。这是我们展望未来能源市场发展趋势时必须关注的一个变化。
2、变局二：能源结构调整加快
能源供给侧调整从来没有停止过，总的趋势是化石能源占比不断下降，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上升，煤炭和石油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下降最快。当前，能源供给侧结构调整加快，而且不断深化。全球能源结构正向着多元、低碳、清洁、高效、安全的方向演进。
能源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会导致全球经济格局，特别全球治理格局发生演化。
比如煤炭，全球煤炭的储量已经从20世纪末的1万亿吨下降到目前的0.9万亿吨。过去十年煤炭满足了几乎50%的全球能源的增长。石油部分替代煤炭经历了几十年，目前石油在全球能源中占比33%。
天然气正在以每年15%以上的速度递增。未来的天然气增长将快于石油的增长。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天然气将取代煤炭，成为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能源。
到2050年，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将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供给侧结构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未来能源需求增量的95%会是清洁能源，其中锂电池等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
据BP预测，可再生能源年均增速将达到6.6%，快于其他所有的能源。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发电量中的占比将达到16%，将提供全球三分之一的发电增量。
核电、水电、生物质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比如潮汐能、太阳能，都蕴藏着巨大的储量。这些可再生能源到2035年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将达到23%，其中太阳能占比将比2016年增加8倍，风能将增加4倍。
3、变局三：供给西移 需求东移
能源生产和需求的地域也发生了重大调整。总体上看，能源生产和需求呈现供给西移、需求东移的特征。
供给方越来越向主要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地区西移。2018年9月，美国天然气和石油的日产量超过了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成为生产能力最强大的国家。2019年9月，美国首次成为石油净出口国。
与此同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等技术进步使能源开发成本大幅下降，页岩气价格由前两年的每桶高达75美元左右降到了每桶50～65美元，一些地方最低已降到每桶15美元，在价格上极具竞争力。加之美国的产量又超过了沙特和俄罗斯，因此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在全球极具竞争优势。
2035年之后，欧美对能源需求将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印度成为市场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加上日本、韩国等几乎全部靠输入、也就是购买能源支撑经济发展的国家，到2035年以后，亚洲地区将成为全球石油天然气消费和贸易中心。
2018年3月，中国推出人民币原油期货，这是全球能源期货市场的大事件。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市场原来占全球原油期货市场的份额为60%，2018年末降到了52%。美国纽约原油期货市场占全球原油期货市场的份额从38%下降到2018年末的32%。目前，中国的人民币原油期货市场份额已达到了14%。
中国正在原油定价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稳定锚”作用。美国能源革命发生后，中国正在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保障进口渠道畅通和原油价格稳定事关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是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在原油进口市场话语权的增大，中国也在主动谋划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原油定价。
4、变局四：油价将在震荡中总体走低
近几十年来，油价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由于石油美元的捆绑，还有地缘政治、经济、军事、战争等因素的影响，石油成为价格大起大落、最不稳定的一种特殊商品。
1973年10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油价急剧上涨，从1973年10月的接近3美元/桶上升到13美元/桶。这是第一次大的石油危机。
1979～1981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油价一度上涨到36.83美元/桶。
随着非欧佩克(OPEC)产油国原油产量的增长以及节能和替代能源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的价格下跌到每桶10美元左右。
1986～1997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在14.3～20美元/桶的水平区间波动。只是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时，出现短期大的涨落。
1997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需求下降以及OPEC增产影响，油价下降到1998年12月的9.25美元/桶的最低价。但从1999年3月开始，油价一路上涨，在2008年7月创下接近150美元/桶的历史最高纪录，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又戏剧性地下挫到40美元以下。
2016年底以来，国际油价渐趋稳定。2017年、2018年石油价格在一定的区间宽幅震荡，最高点达到86美元，最低点达到40美元。
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削弱了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速和原油需求的预期，中长期看，这仍将持续打压油价。
美银美林发布的报告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对石油需求带来显著影响，从2018年第三季度到2019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平均增幅为72万桶/日，显著低于2011年至2017年140万桶/日的平均增幅。
在过去三个季度，OECD石油需求已经出现收缩，同比减少了20万桶/日，非经合组织石油需求同比增长了90万桶/日，比此前四个季度仅减少了10万桶/日。
如果没有非政治因素、军事因素影响，石油价格将在震荡中总体走低。但自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来，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石油价格又处于大起大落状态。一旦中东出现大的危机，石油价格可能还会出现大的震荡。
5、变局五：石油结算体系将发生重大变化
为保持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绑定了石油。世界上所有的石油交易都必须用美元结算。美国还主导了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SWIFT成立于1973年，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1.1万多家金融机构。
由于美国的大国信用损耗，美元的信用受到质疑。美国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和禁运，使得更多国家绕过美元结算体系，开始建立独立于美元的结算体系，加速了全球新的结算体系的产生和发展。
2014年，俄罗斯开始开发自己的支付服务和货币转账系统“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旨在应对俄方银行被切断与SWIFT支付系统联系的风险。目前俄罗斯已有416家公司和机构加入。
自2015年10月上线以来，中国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已有31家直接参与者，875家间接参与者，其中亚洲676家(含境内380家)，欧洲104家，北美洲26家，大洋洲18家，南美洲16家，非洲35家。
2018年9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与德、法、英三国外长共同提议，建立旨在帮助欧洲企业与伊朗进行贸易时绕开SWIFT的“特别目的工具”(SPV)。2019年1月，德、法、英三国外长宣布成立“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作为落实SPV的政策工具，保障欧洲与伊朗的合法贸易往来。2019年11月30日，又有比利时、丹麦、芬兰、挪威、荷兰和瑞典六国加入INSTEX结算机制。
6、加强全球能源治理
上述5大变化将给全球能源治理带来重大挑战。
一是加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建设。当前全球能源治理呈现高度“碎片化”，既有各种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缺乏有效协调，面临全球性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无法满足构建新型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的需求。
一方面，OPEC采取的用产销来平抑石油市场价格的机制将会失效，造成全球性的市场失灵，应加大全球能源供给侧的资源配置以及资源开发利用的协调。
另一方面，现有的全球能源组织主要做能源研究、能源预测，应该在联合国之下成立一个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以应对全球性能源管理的政府失灵。
二是高度关注供给需求变化所引发的南北关系调整，抓住能源格局调整契机，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是需求方，但没有定价权，将来中国、印度作为最大的能源需求方，应积极争夺定价权、主导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三是加快建设独立于美元的结算体系。当前，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仍达62%，但全球去美元趋势已经显露，建设独立于美元的结算体系面临重大机遇，应积极推进和加快这一过程。
IMF官员今年6月表示，将根据特别提款权机制推出一个类似比特币的全球数字货币IMFCoin，旨在取代现有世界储备货币美元。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在公开场合也表示正在进行数字货币系统开发和测试。据报道，日本也正在研究和主导建立一个能绕开美元，类似于SWIFT的全球加密货币支付体系，并可与包括伊朗在内的国际市场在石油等商品领域进行交易。（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