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近代国家发展过程中，能源危机一直是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尤其是在核电发展过程中，对能源供应的长期性、稳定性一直贯穿其中。从日本能源管理中，可以看到一个时刻保持能源危机意识的国家，在摆脱外部能源依赖，能源自立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1、政策和组织框架
新任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左）、前环境大臣原田义昭（图源：共同社）
日本有许多参与能源管理的组织，但真正决定政策并发挥综合作用的机构是自然资源和能源局（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它是经济产业省（METI）一个外部局。公平地说，作为一个外部局，它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但该局只是METI内部一个组织，决定能源政策的也是METI部长。
在福岛核事故之前，核能发展机构核能政策规划司与核工业监管机构核和工业安全局都隶属自然资源和能源局。然而，核与工业安全局在灾难发生后被撤销，作为环境部独立监管机构的原子力规制委员会（NRA）与NRA秘书处于2012年9月成立。
日本有许多能源政策相关法律，首要法律是2002年颁布的《能源政策基本法案》。尽管在基本法案颁布之前，各个领域存在各自的法律体系，但基本法案的颁布促进了制定一项涵盖所有能源领域的全面政策。
《能源政策基本法案》第12条规定，政府制定基本能源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以长期、全面和系统的方式促进有关能源供需稳定，并规定政府应至少每三年审查一次该计划，并作出任何必要的修改。
根据基本能源计划中规定的政策，长期能源供需展望（也称能源结构）由长期能源供需小组委员会编制。从1967年开始，能源供应和需求的基本预测每三年升版。这使未来能源结构的方向可以更加详细具体。这两份文件也共同为日本的能源政策提供了一个大纲。
2、福岛核事故前的能源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七年中，美国禁止日本从事任何以核能为重点的研究或开发。
1952年4月《旧金山条约》生效后，核能研究禁令解除。
1955年11月，日美原子能协定缔结，随着12月日本“三大原子能法”（包括《原子能基本法》）的颁布，对“和平利用核能”的研究开始认真展开。
1966年，日本第一座商业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开始运行。当时，人们担心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可能导致能源短缺，因此对核能发电的期望很高。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同时引发日本国内对摆脱石油依赖的渴望，并且至今越来越强烈，因此日本国内认为，核能替代石油希望很高。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投产核电站。到9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核电发电量迅速增长。
虽然可以说，石油危机是当时日本迅速发展核电的重要因素，但其中政府补贴也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如国家通过三项能源开发法和其他措施，加强税收，敞开供应核电建设用地。
对于核电站周边区域来说，由于区域出现人口减少，出生率低，老龄化，经济高速增长期年轻人涌向城市。因此，候选地区的地方政府也试图通过核电站建设来增加就业和税收。
上世纪80年代，继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全世界对核能发展的担忧开始加剧。然而，在日本，核能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环境友好型能源，也是日本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措施。这为国内推广和扩大核能铺平了道路。
在日本，核电将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使日本完成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承诺。
然而，一系列核设施事故导致电站建设候选地区市民的反核情绪日益高涨，因此新核电站的吸引力和建设工作并没有像上世纪70年代那样顺利。
上世纪90年代的能源政策主要是解决环境问题与能源安全。
尽管可再生能源政策已经开始实施，并初见成效，但政府仍重点发展核能，利用核能解决能源供应稳定、可接受和环境保护这三大能源挑战。
在2010年的基本能源计划中，将核能视为“在供应稳定性和可接受能力方面表现突出的半国产能源”，该计划指出，由于核电是“低碳电力来源，能够同时满足3Es（能源安全、环境友好和经济效率）。”
该计划还表示，政府将“通过新建或增建核电站以及提高产能利用率，积极促进核电发展。”
该计划还列出了核电建设目标，声明到2020年将新建或增建9座核电站，到2030年至少建成14座。这意味着到2030年，核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将提高到53%。
3、大力发展核燃料循环
文殊快堆（图源：网络）
从核能开发计划一开始，日本就致力于建立核燃料循环计划。
1956年制定的核能长期计划规定，建立核燃料循环和商业化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是日本核能政策的最终目标。
此后，核燃料循环计划在日本被定为“国策”。
对于一个自然资源稀少、所有铀都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追求确保安全、稳定的能源供应，引进快中子增殖反应堆以充分利用核能资源是十分重要的。
20世纪70年代，不仅在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扩大核能。同时引起了人们对铀短缺的担忧，因此，日本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快中子增殖反应堆。
1967年制定的核能长期计划中规定，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日本实现增殖快堆商业化；常阳（Joyo）试验堆在1977年达到第一个临界状态。
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受三里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核电站建设出现滑坡，导致铀资源价格暴跌。
因此，发展快中子增殖反应堆不再是当务之急，一些国家停止了发展计划。
尽管如此，日本继续推动核燃料循环计划以及核电发展。
1977年9月，日本电力公司与BNFL（英国核燃料有限公司，现为塞拉菲尔德有限公司）签订了再加工合同，1978年5月又与Cogema（现阿海珐公司）签订同样合同。不过这都只是临时合同，日本一直在建设自己的后处理厂。
日本在海外再加工的核燃料量已达到约5600吨，并将全部送回日本。
1984年，日本电力公司联合会打算在青森县建设三个核燃料循环设施（一个铀浓缩设施、一个后处理设施和一个低放射性废物储存设施），青森县知事次年正式批准。
1993年，在青森县的六所村动工建设六所村核燃料后处理厂，业主是电力公司出资成立的日本核燃料有限公司（JNFL），后处理厂年最大处理能力为800吨。
最初预计于1997年12月完工，建设成本估计为7600亿日元，但由于种种问题，完工推迟了18次。JNFL在2014年10月估计，迄今为止，六所村后处理厂总建设成本已飙升至2.19万亿日元，是1979年初步估计的三倍多。
快堆的商业化远远落后于原计划，目标期甚至已经被推迟到了20世纪30年代。
此外，1994年达到第一个临界状态的文殊快堆，在1995年发生了钠泄漏和火灾，进一步推迟了商业化步伐。
由于文殊快堆事故，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2016年，政府决定关闭文殊快堆。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已经完全放弃发展示范快堆。
日本政府辩称，通过使用常阳试验快堆，并与法国合作开发先进的工业试验用快堆（ASTRID）项目，可以获得开发示范反应堆所需的技术知识和数据。
目前，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正在开发快中子增殖反应堆。预计未来能源需求也将大幅增长，俄罗斯和印度都在进行后燃料后处理研究。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正在放弃或缩减其再加工政策，日本是唯一一个继续推行包括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在内的核燃料循环计划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