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对专家来说也许是数据和术语，对老百姓来说则是柴米油盐。生活在各种经济现象包围中的人们，渴望着更具专业性、更有前瞻性、更富思考性的声音释疑解惑。
今天，《川报经济观察》专栏与读者朋友见面了。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借助新闻从业者的纵深观察、专家学者的学术视野、政府高端的政策取向，就新近发生的重大或饶有兴趣的经济事件、新兴或重要的经济现象、关注度高的经济走势，察言观色，明理说势。我们期待着您通过如下方式与我们交流，共同关注经济生活———电话：028-86968701E-mail：sc_jjb@vip.163.com
节能降耗：
四川开局不乐观继我省公布上半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仅0.86%的数据之后，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14日联合公布的单位GDP电耗指标中，我们又看到这样一组数据，上半年四川单位GDP电耗1361.4千瓦时/万元，同比下降仅0.09%。
此前,国家统计局于8月初发布数据称，今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8%。这一消息引起各界强烈关注，随之而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上半年能耗不降反升的情况下，全年节能降耗４％的“约束性指标”如何完成。
四川面临同样的拷问———虽然上半年节能降耗统计数据比全国平均情况稍好，但要实现全年降耗4%、“十一五”期间降耗20%的目标，开局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两条消息：
耳目为何为之一新正在全社会热烈讨论上半年GDP能耗不降反升这一现象时，两条新意十足的消息进入我们的视野。
其一，7月11日，英国CAMCO公司给南京允升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账户汇入35万欧元。根据双方协议，允升公司负责的轿子山沼气供热项目在今后7年内，平均每年须减少相当于14.7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逐笔获得总计约700多万欧元的“买方”资金。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因为于今年初开始履行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12年之前，在签约的发达国家（比如英国），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而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尚没有减排义务。发达国家的减排量，可以利用互助途径即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通过购买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允升公司的项目，正是自《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我国第一个拿到了交易资金的项目。
全新的市场机制激发出企业治污的动力。据世界银行测算，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减排额度的需求为每年2亿至4亿吨。截至目前，印度和巴西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CDM项目分别达到28个和37个，今年我国CDM项目申报急剧升温，高峰期国家批准的CDM项目一个月达到近20个。
其二，来自新华社的消息透露，6月底，浙江任命下属的11位市长和58位县长担任本地区节能降耗的“第一负责人”。浙江省政府下发的文件同时规定，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目标责任制中都要纳入节能降耗目标。
“疏”与“堵”：
两条消息的解读第一则消息传递出这样的信号：减排污染，不仅能产生社会效益，还能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对于我们正为之努力奋斗的节能降耗事业来说，借鉴意义十分明显。
《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让我们眼前一亮：减排污染可以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企业之间进行直接买卖。相关经济效益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还有详尽的协议文本和系统标准作为机制保障。从这一角度讲，英国CAMCO公司向南京允升公司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案例虽然发生在污染治理领域，但其中市场机制的创新思路完全可以借用到节能降耗领域中来———从发展中国家踊跃报名的众多“卖家”来看，这可望成为一种有效的“疏导”途径。
我们必须看到，至少在短期内，节能降耗与企业的市场利益诉求结合并不紧密。如果我们要求企业降低能耗，对未能达标者给予惩罚性行政手段，其实只是一种负激励机制。因为企业处在应对和应付的地位，不是将降耗作为利益所在的主动行为。
然而，如果借鉴《京都议定书》中的一些作法，则很可能收到节能降耗奇效———低于耗能指标的企业，向高于耗能指标的企业出售指标，这样企业降低能耗就有了正激励：利益驱动。出售指标的收入既可以补偿技改投入，也可以用于他处。对购买指标的企业而言，尽管可以继续生产，但正激励则激励它也成为指标出售者。所以这种方式具有多方面的好处。
而要使上述作法变为现实，基础工作是先把各类企业的能耗标准制定出来，这对已拥有丰富监管企业营运经验的有关部门来说，并不是难事。
这种市场机制甚至还形成成本竞争局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成本上相差较大。南京轿子山沼气供热项目减排二氧化碳，每吨7欧元，而在欧盟国家，每吨成本高达20欧元左右。
第二则消息传递的信号则十分明显，新华社报道直接使用这样的题目：节能降耗将纳入中国地方官员考核体系。这种从政绩观着手的新颖而有力的政策体制，可称之为从源头上“封堵”。体制创新：
须有机制创新跟进再由这两则消息反观四川。来自省经委的信息表明，省统计部门正着力建立一套能够覆盖市州的节能降耗统计体系，只有在建立统计体系基础上，节能降耗指标才能切实分解到市州一级。
目前，全省节能降耗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家将年耗18万吨以上标准煤的1000家工业企业列为监督重点，四川有39家企业在此之列。我省还将年耗煤5000吨以上的108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列为监督重点。这些企业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7左右，能耗却占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耗总量的95%。目前，省政府已与这些企业和属地政府签订相关责任书，完善节能降耗的监督体制。
在体制创新逐步开展的情况下，四川要实现节能降耗的目的，能否借鉴《京都议定书》甚至更多领域先进的、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手段，建立新的节能降耗促进机制？未来值得关注和期待。
今天，《川报经济观察》专栏与读者朋友见面了。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借助新闻从业者的纵深观察、专家学者的学术视野、政府高端的政策取向，就新近发生的重大或饶有兴趣的经济事件、新兴或重要的经济现象、关注度高的经济走势，察言观色，明理说势。我们期待着您通过如下方式与我们交流，共同关注经济生活———电话：028-86968701E-mail：sc_jjb@vip.163.com
节能降耗：
四川开局不乐观继我省公布上半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仅0.86%的数据之后，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14日联合公布的单位GDP电耗指标中，我们又看到这样一组数据，上半年四川单位GDP电耗1361.4千瓦时/万元，同比下降仅0.09%。
此前,国家统计局于8月初发布数据称，今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8%。这一消息引起各界强烈关注，随之而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上半年能耗不降反升的情况下，全年节能降耗４％的“约束性指标”如何完成。
四川面临同样的拷问———虽然上半年节能降耗统计数据比全国平均情况稍好，但要实现全年降耗4%、“十一五”期间降耗20%的目标，开局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两条消息：
耳目为何为之一新正在全社会热烈讨论上半年GDP能耗不降反升这一现象时，两条新意十足的消息进入我们的视野。
其一，7月11日，英国CAMCO公司给南京允升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账户汇入35万欧元。根据双方协议，允升公司负责的轿子山沼气供热项目在今后7年内，平均每年须减少相当于14.7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逐笔获得总计约700多万欧元的“买方”资金。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因为于今年初开始履行的《京都议定书》规定，2012年之前，在签约的发达国家（比如英国），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而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尚没有减排义务。发达国家的减排量，可以利用互助途径即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通过购买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允升公司的项目，正是自《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我国第一个拿到了交易资金的项目。
全新的市场机制激发出企业治污的动力。据世界银行测算，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减排额度的需求为每年2亿至4亿吨。截至目前，印度和巴西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CDM项目分别达到28个和37个，今年我国CDM项目申报急剧升温，高峰期国家批准的CDM项目一个月达到近20个。
其二，来自新华社的消息透露，6月底，浙江任命下属的11位市长和58位县长担任本地区节能降耗的“第一负责人”。浙江省政府下发的文件同时规定，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目标责任制中都要纳入节能降耗目标。
“疏”与“堵”：
两条消息的解读第一则消息传递出这样的信号：减排污染，不仅能产生社会效益，还能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对于我们正为之努力奋斗的节能降耗事业来说，借鉴意义十分明显。
《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让我们眼前一亮：减排污染可以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企业之间进行直接买卖。相关经济效益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还有详尽的协议文本和系统标准作为机制保障。从这一角度讲，英国CAMCO公司向南京允升公司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案例虽然发生在污染治理领域，但其中市场机制的创新思路完全可以借用到节能降耗领域中来———从发展中国家踊跃报名的众多“卖家”来看，这可望成为一种有效的“疏导”途径。
我们必须看到，至少在短期内，节能降耗与企业的市场利益诉求结合并不紧密。如果我们要求企业降低能耗，对未能达标者给予惩罚性行政手段，其实只是一种负激励机制。因为企业处在应对和应付的地位，不是将降耗作为利益所在的主动行为。
然而，如果借鉴《京都议定书》中的一些作法，则很可能收到节能降耗奇效———低于耗能指标的企业，向高于耗能指标的企业出售指标，这样企业降低能耗就有了正激励：利益驱动。出售指标的收入既可以补偿技改投入，也可以用于他处。对购买指标的企业而言，尽管可以继续生产，但正激励则激励它也成为指标出售者。所以这种方式具有多方面的好处。
而要使上述作法变为现实，基础工作是先把各类企业的能耗标准制定出来，这对已拥有丰富监管企业营运经验的有关部门来说，并不是难事。
这种市场机制甚至还形成成本竞争局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成本上相差较大。南京轿子山沼气供热项目减排二氧化碳，每吨7欧元，而在欧盟国家，每吨成本高达20欧元左右。
第二则消息传递的信号则十分明显，新华社报道直接使用这样的题目：节能降耗将纳入中国地方官员考核体系。这种从政绩观着手的新颖而有力的政策体制，可称之为从源头上“封堵”。体制创新：
须有机制创新跟进再由这两则消息反观四川。来自省经委的信息表明，省统计部门正着力建立一套能够覆盖市州的节能降耗统计体系，只有在建立统计体系基础上，节能降耗指标才能切实分解到市州一级。
目前，全省节能降耗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家将年耗18万吨以上标准煤的1000家工业企业列为监督重点，四川有39家企业在此之列。我省还将年耗煤5000吨以上的108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列为监督重点。这些企业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7左右，能耗却占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耗总量的95%。目前，省政府已与这些企业和属地政府签订相关责任书，完善节能降耗的监督体制。
在体制创新逐步开展的情况下，四川要实现节能降耗的目的，能否借鉴《京都议定书》甚至更多领域先进的、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手段，建立新的节能降耗促进机制？未来值得关注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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