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能源管理和能源结构调整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近五年来经济平均增速在两位数以上。 能源生产和消费也在快速增加，2007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量是23.7亿吨标准煤，消费量26.5亿吨标准煤，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中国的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和突出。能源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为世界能源大国，中国政府的能源管理机构显得薄弱而分散，中国没有像绝大多数能源大国那样，设有能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能源局只有50人，国务院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24人，所以至今管理能源的政府管理机构不足100人。这在国际上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关于中国能源管理机构的改革问题，一直是社会的热门话题。

　　为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新一届中国政府设立了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同时组建了国家能源局，负责拟定和组织实施能源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并承担国家能源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国务院机构设置的说明中指出，能源关系国民经济、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妥善应对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复杂的国际能源形势，是我们必须长期面临的战略性问题。为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方案提出设立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负责研究拟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审议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新一届国务院机构设置、能源管理得到了加强，能源管理体制将进一步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79年到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4%，而同期GDP年均增长达到9.7%。基本实现了以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经济总量翻两番。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中国能源发展也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体，清洁优质能源的比重偏低。多年来，中国煤炭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一般维持在70%-75%左右，远远高于国际平均的水平。同时，由于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均，中国煤炭总体上呈北煤南运的格局，大量煤炭需要铁路运输，加速了铁路运力的紧张。电力结构也呈现以煤为主的特征，中国煤炭的一半以上是用于发电，大约78%的电力装机是以煤为燃料的火电机组。而发电量的84%来自煤电，电力对煤炭的依存度很高，矛盾也比较突出。更为严峻的是煤炭大量开采、消耗带来了生态环境破坏和水资源的污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也日益加大，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前不久，在中国南部发生的罕见冰雪灾害，造成部分地区能源供应中断，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自去年11月份以后，电厂用煤的供应就出现了紧张，电厂存煤下降，有的只够3-4天用量，不少省份开始出现电力紧张局面。今年1月份又遭受了多年未遇的严重雨雪冰冻灾害。部分地区出现了电网大面积垮塌，电力供应中断，成品油供应短缺，铁路等运输大动脉受堵塞中断等重大事故，电力和运输中断加剧了电煤供应紧张，加剧了电力紧张的矛盾，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中，中国能源工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暴露出了能源供应结构不合理、抗风险能力差的弊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反思这场灾害，中国能源供应对煤炭的依赖过大，长途调运处于脆弱的供需平衡状态，潜伏着重大的安全隐患。

　　同时，面对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国际石油价格高涨的外部环境，如果仍沿袭粗放发展的老路子，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通过增加煤炭产量保证能源供给，将受到资源、环境和运输等多方面的制约，难以为继。因此，加大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积极发展风电、水电等清洁优质能源刻不容缓、迫在眉睫。要优化能源结构，根本的出路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进一步实施节能优先战略的基础上，实行能源多元化、清洁化发展，大力改善和调整能源结构，有效保障能源供给。

　　一是加快发展核电。核电是清洁高效的能源，污染少、温室气体接近零排放，是有效优化能源结构的优先选择。目前，中国已投产核电装机容量约900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1.3%，比例很低。近几年，中国加快了核电发展步伐，组建了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推动了三代核电技术装备引进和国产化工作，启动了大型先进压水碓及高温气能碓、核电站等重大项目。新开工了辽宁“红延河”、福建宁德等核电项目，发展态势很好。目前，世界各国核电站总发电量的比例平均为16%，法国、日本、美国等国的比例更高。参照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我国核电发展潜力很大。目前，具备良好的发展条件和环境。首先，社会各方面认识已趋统一，均认识到发展核电是中国能源有序、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和战略选择。其次，又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出了一大批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高，能适应核电建设和运营的队伍。同时，核电技术水平和装备制造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突破，初步具备了自主创新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因此，当前我国推动核电大发展，恰逢其时，可谓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我们计划调整核电中长期发展计划，加强沿海核电发展，科学规划内陆地区核电建设，力争2020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比例达到5%以上。从中长期看，我们将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核工业体系、核燃料循环体系和安全体系，通过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体系，为核电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将积极参加国际上联合研发第四代核电技术和热核技术，为未来做准备。

　　二是大力发展风电和再生能源，我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颁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通过开展大型风电项目特许权招标，出台风电优惠价格政策等措施，我国的风电事业快速发展，方兴未艾。2007年，风电装机累计已达到605万千瓦，在建的420万千瓦，目前风电规模居世界第五位。下一步我们要加快百万千瓦风电厂的建设，带动风电设备研发制造产业的发展。尽快形成每年1000万千瓦的自主装备能力。同时，科学规划，精心组织，重点建设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三个1000万千瓦级的大风场，打造“风电三峡工程”。

　　按此发展速度，今年风力发电装机可以达到1000万千瓦，2010年有望达到2000万千瓦，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将中国建设成世界最大的风力发展国家。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达到的，因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装机是德国，达到2000万千瓦左右。按照我们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13年以前完成2000万千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同时，我们将统筹规划，做好资源调查，通过关键技术，积极推动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发展。尤其要加快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因地制宜、因需制宜，统筹城乡能源发展，要充分拓展思路、挖掘潜力，争取到2020年我国除水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从目前不足1%提高到6%左右。

　　三是积极开发水电。中国水电资源在世界上蕴藏最丰富，可开发的资源量大约5.4亿千瓦。2006年底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3亿千瓦，开发的利用程度仅仅只有24%，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开发程度是82%，日本开发程度是84%，而我们中国现在只有24%，发展潜力巨大。在科学论证、系统规划、妥善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我们正在加快水电开发建设，近期已开工金沙江上的溪洛渡等重大水电工程项目，力争2020年水电装机规模达到三亿千瓦左右。同时，进一步实施西电东送等重点工程。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水电的科学经济利用。发展水电的关键是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充分考虑移民群众的合理安置。

　　四是加强新能源和替代能源的研发应用。有限的化石能源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供应问题，特别是化石能源的替代问题，必须大力推进能源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一方面，我们依托能源重点工程建设，突破深海油气资源开发，先进核电站节能环保等关键技术。另一方面，积极跟踪和参与氢能及燃料电池、天然气、水合物、碳捕获与储存、核聚变、海洋能利用等前沿技术开发基础研究和科研攻关，争取尽早取得实质性突破，实现对化石能源的有效替代。

　　五是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状况，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改变能源主要依赖煤炭格局。因此，必须通过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快推广应用先进清洁发展技术，优化发展煤化工等深加工企业，促进煤炭清洁生产和清洁循环利用，提高煤炭产业附加值和使用效率，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同时要大力整顿煤炭秩序，鼓励兼并重组，形成若干大型煤炭生产集团，加大煤矿瓦斯治理和瓦斯使用的力度。

　　六是大力加强国际能源合作。能源安全已成为地球村共同面临的课题和挑战，需要人类集中智慧，形成合力，共同发展。我们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努力，建立起能源合作长效机制。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加强能源互利合作，优化能源结构，协同保障全球能源安全。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是我国能源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战略要求，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使命，面临这一严峻的挑战，我们将积极创新能源发展理念和模式。转变能源管理方式，推动我国能源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安全发展，由主要依靠化石能源向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转变，由主要注重能源的供给，向能源供应和需求管理并重转变。由主要依靠资源开发，向依靠科技进步转变。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力争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能源发展道路，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