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规模将采矿权转给煤老板 改革涉及数千亿

苦恼的绝不仅仅只是煤矿主们。争论一直在主管部门各级官员中延续，换证也被一拖再拖，以至于许多官员“见了矿主绕着走”。

　　横亘在山西官员面前的，是整个中国在市场化变革中无法回避的一道难题：为“无价”的资源制定价格。  

　　“公家绝对算不过私人，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自己来决定价格，那就是拍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煤炭专家钱平凡说。

　　山西省最初也有这种打算。在市场行情如此红火的现在，拍卖价格毫无疑问会高于协议转让，政府收益自然更高。只是，2004年临汾试点的艰难很快让官员们打消了这个念头。

　　当时，临汾被迫选择了协议转让的方式，但500多座煤矿宁可停产两个月，也没有一家上缴价款。

　　追认现实承包权的协议转让阻力都如此之大，拍卖自然更缺乏现实可行性——从1980年代实行“有水快流”政策到现在，全省登记在册的合法煤矿有近4000座，而其中3000多座都是情况错综复杂的集体矿。

　　然而，即便是协议转让，价格该是多少又成为一个争论至今的拦路虎。收高了，矿主们承受不起，改革难以推进；收低了，又会被指责为国有资产流失。不得不置身于“改革不力”和“国资流失”两重压力之间，官员们成了备受煎熬的石磨芯。

　　　激烈的争论和各种力量的博弈，使山西各个试点地区的矿权价格难以一致。而现实是，如果要寻求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价格，改革将漫长得近似无望。

　　在最初试点的临汾、中阳、大同等地，都是按储量一次性卖断，但价格标准各地并不相同，比如在临汾，动力煤1元／吨，而在盛产这一煤种的大同，价格是3.65元／吨。

　　备受质疑的不仅是价格标准，这种一次性卖断的方式也遭到了诟病。2005年4月，国家煤炭资源管理调研组来到山西，不少人提出，以当下的价格一次性卖断以后会日益稀缺、注定升值的资源，有国资流失之嫌。

　　另一种方案因而浮出水面：那就是“五年一卖说”，即按照每五年的价格标准来为五年内动用的储量交钱。也就是“ 按照当时的价格，挖多少买多少”。

　　一位“一次卖断派”对此很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是，以山西主管部门不足400人的人员配置，如何准确监管每5年动用的资源量？“人家把整座山都挖空了，你还只收他几百万吨的钱，这难道就不是国有资产流失了？更不用说这个办法只会激励矿主在行情好的5年里拼命挑容易采的挖，资源浪费与安全生产都没法保障。”

　　这是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争论——无法公开竞价的矿权，没有人知道合理的价格到底是多少，买的人永远说贵了，卖的人永远说便宜了。更由于标的是众人瞩目的大批国有资产，这些多重博弈后达成的价格注定要遭受诸多目光的审视甚至是挑剔。

　　主管发证的国土部门为此备受折磨。山西省国土厅一位人士坦承，“只要发了证，万一将来有责任可就是我们的呀。 ”

　　国土部门的小心并非过度审慎。此次改革涉及数千亿元的利益，令各种力量倾巢而出，其触及面之广、博弈之激烈超出想象，国家调研组为了保密不得不销毁了所有研究资料。

　山西临汾矿权改革的困局

　　出人意料的是，临汾这个两年前最早进行改革试点的地方出现了困局——他们在改革时间表上反而落在了最后面。在国土厅下发的关于换证的通知中，临汾反而被排在全省之末，要到今年年底。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临汾的资源整合方案在全省几乎是惟一一个被重新打回去的，因为“113961”中的“3” 达不了标。

　　“113961”是山西人对资源整合与有偿使用改革目标的简称，其中的“3”是指压减关闭煤矿总数的至少30 ％。

　　临汾人有苦难言的是，这个最难也最关键的“3”达不了标，恰恰是之前试点改革的后遗症。

　　试点之初，临汾遭到煤矿集体抵制，为了逐个击破，临汾将手中关闭部分煤矿的指标当作了谈判筹码；而在开始零星有煤矿上缴价款之时，为了打破僵局，造成气势，当一些聪明的储量不足100万吨(按规定应该关闭)主动按100万吨交钱时，临汾也选择了接受，从而发给他们一张生存许可证。

　　近来，为了加强集中以取得山西对煤业的更多话语权，山西提出煤炭产量“零增长”与三大战役(关闭非法小矿，关闭9万吨以下小矿、整合20万-30万吨中型矿、上马一批现代化大矿)后，临汾这种变通的做法很快陷入尴尬：

　　经过产权改革的煤矿都已合法取得采矿权，六证齐全，如果关闭，显然在合理性上有些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