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能源危机的悬念（1）

       这是2005年中秋的一个清晨，微微有雾。马路上无数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混杂喧嚣着，就像《黑客帝国》里集聚起来要攻击锡安城的乌贼。窗外的景象——和报纸商业版的头条标题一样——让科林有些悚然。报纸标题是《中国的“限电拉闸”》：城市化建设大规模启动，电荒席卷24个省市；另一则消息则说，“访沪的汽车集团总裁们在被问及对中国市场的期待时，他们都希望上海小弄堂里涌出的自行车能升级成轿车。”

      科林把汽车总裁们的宏图界定为“美孚式贪婪”，并认为这是最坏的梦魇但他知道，想要改变这一切困难重重。

      美国油荒重演

     科林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应用，中国很让他着迷。

      三个月后科林前往中国第一大商业城市上海，而其时，上海以南的另一特大城市广州，以及宽广腹地“珠三角”正在被史上最强的油荒所击中：机动车正在失去机动性，炽热夏日下排队成龙的加油车辆看了让人胸闷。像广东中石化公司这样的诸多公司甚至不得不向总部争取政策，以计划外油源支援珠三角。

      当两艘外埠油轮呜鸣着驶向珠江口，深过吃水线的油轮好比飞回诺亚方舟的鸽子，让广州、深圳加油站已开始结伙打牌的排队人泛回希望。

   “搞不懂。”一个出租车司机一边甩出一张红桃J，一边发着牢骚，“电视上说和以前油料吃紧原因不同，去年是加油站恶性竞争，今年是台风延迟油轮到岸，还有就是国际油价让国内炼油厂没了生产积极性。反正影响到我们讨生活啦。”科林的美国朋友强生如看到中国这一幕，作为婴儿潮一代肯定感慨万千。已经随时光淡去的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油荒”记忆又回来了。强生当时还生活在芝加哥，属五大湖地区，高耗油、大排量的本土汽车尚处口碑巅峰，几乎让每个美国人都在憧憬驾车横穿美国。而阿拉伯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家里有两辆车的，多数只开一辆了；为了区区几加仑的油，在加油站排几小时的队，让几千万人尴尬至极。

      那年，在太平洋的另一岸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黑猫白猫”激发中国人的创业热情成为时代最强音。

      和珠三角一样，美油荒之前没有太多征兆。上世纪70年代只有地质学家在忧虑，他们知道石油不会永远喷涌，事实上可采储量一半已过。

      科林的助手李艾飞是温州人，外埠油船紧急驶入珠江口时，他的家乡或者说整个浙江乃至长三角都为电荒所围困。不同于工业重省江苏，浙江靠的是中小企业一枝独秀。但缺电让这些资本活力十足的民营老板们无奈接受开工四天停三天的现实。然后便采用了普遍、大规模的柴油发电，从而进一步恶劣化了油市场的供需平衡。

   “这不是扣动扳机然后问题发生，有个堆垒的过程。”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专家表示，细数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还得回到1998年。

      那时亚洲金融风暴刚刚过去，社会的用电数量增长比较缓慢而供应端比较富余，很多地方还出台了一些政策以鼓励多用电。但没有多少人想到需要加大电力建设投资，更不用说对电力上游行业煤炭业进行配套投资——正因此，随后几年煤矿年年减产，运输瓶颈也不再有人提起。

   “经济好转，高耗能企业蓬勃而起，电力供应遂入窘境：发电最需要燃料煤炭，但大煤矿产能不足，小煤窑管理混乱，再加上运输能力严重滞后导致挖出来的煤无法运出。”

      但更宏观地来看，石油在1970年代末之后又一次供需大平衡被打破，的确可作为分析中国能源困局的切入点。这也是与索罗斯共同开创“量子基金”的吉姆·罗杰斯的观点，吉姆提醒世界各个角落的投资者、商人和政府官员注意，以中印为首的新兴市场“黑色崛起”给全球能源框架引入新的强劲变量。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石油的对外依赖度超过40％。同年，中国汽车产销双双超过500万辆。

      在吉姆看来，“就像新浪、网易这些中国概念股登陆纳斯达克市场时，美国股民冲其门户地位和中国互联网使用者高增速才买了股票；如果把油价看成一家上市公司，很多投资者可以说看到了像中国这样的人口超过13亿国家正在释放其整体机动性和崛起力才买的。”

      能源危机真相

      不是没有高人预警到风险。

      经济学家吴敬琏2004年底在一次江浙行考察后，第一时间登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发表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千字建言。这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其实更早些就发现了钢铁、建材行业正遭遇过度投资，宏观调控势在必行。

      在李艾飞家乡温州接受媒体群访时，吴敬琏的声音颇有点尖刺，“重型化快跑将使国家遭遇能源危机，而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重型化快跑发展思路深入地方骨髓。经济快速增长，以房产、汽车、基建行业为主导，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行业为支撑，并不是‘可持续性较强的重化工发展阶段’。”他举例说，深圳是信息中心。但也试图全力上马汽车和化工工业，浙江作为民营中小企业龙头省份，也考虑起了重型化的政策配套。吴敬琏并不认为当时红透中国的霍夫曼粗放式增长理论适用于中国，“选择这种理论，就是选择能源危机、经济危机。”

      出发点不同，看法的着重点也就有了差别。白手起家的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认定，没有能源危机，只有能源政策危机。为此，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向提案组提交了《关于建立市场传导机制，调整能源政策，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的建议》的提案。

      从用肩膀和自行车贩售燃气的普通打工仔，到中国的“燃气皇帝”，王玉锁的观察是每遇停电、气荒、油价高涨等能源危机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焦急，但冷静思考不难发现，如果完善配套政策让能源战略落地，诸多危机自会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