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面临内外双重压力。对外,中国在减排问题上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各国瞩目的焦点。对内,环境保护技术仍不够成熟,对煤炭依赖过大。”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区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主任陈冬梅向早报记者表示。
陈冬梅说,在巴厘岛会议下半周议程中,WWF将讨论后《京都议定书》阶段。另外,就进口贸易转嫁污染问题,WWF也将罗列自己的观点。
东方早报:WWF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
陈冬梅: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一直采取积极应对的措施,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加上人口基数众多的国情,形成了南北和东西地区能源利用不平衡的局面。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需要改善的是在气候变化方面制定政策的持续性,政府要将这个作为一项长期发展策略来抓,而且要将政策下放到基层具体落实。
东方早报:中国在新能源的利用方面发展如何?
陈冬梅:中国能源发展现存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依赖煤炭。这个问题在短期内暂时无法改变,也无法通过一个单一的政策实现革命性突破,但我们可以逐步扭转趋势。首先,加大节能力度,优先清洁能源的使用,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政策支持力度。第二,加大探索性技术的发展和研究,如二氧化碳捕捉和存储技术。现在中国大部分火电项目都是通过煤炭的燃烧获得能源,会释放很多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新技术就是把释放的二氧化碳收集保存起来,存入地质层里,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污染。中国此技术才刚起步,要实现“零排放”电厂,路还很长。
东方早报:您预计需要过多长时间,中国才能摆脱这个局面?
陈冬梅:就现状来看,很难预测具体的时间点。但据我所知,我们已经在开始执行相关政策了。目前制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我国使用的能源中,15%是可再生能源。
东方早报:生物能源在减少污染的同时也会消耗粮食,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您认为如何面对这个悖论?
陈冬梅:每一种事物的发展和使用都需要一定准则,如果超出该行业的准则就是不合理的。生物能源首先需要符合利用规范,不能与农民争地,政府应制定政策保障农民的粮食收益。其次,生物能源的发展不能无限制地受价格刺激,如有些企业看到生物能源良好的发展势头,不顾环境影响,圈地大量种植粮食,这种做法应该受到抵制。政府有责任帮助企业合理开发规范市场。
东方早报:现在国内很多企业也开始新能源发展,您怎么看?
陈冬梅:中国很多新能源企业已在国外上市,甚至位居世界同行业Top10,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但令我较为担心的是,这些新成长起来的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差,经不起政策变动和调整,生命力还不是很顽强。这些企业的声音还太弱,无法影响部分决策者。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考虑在明年组织建立一个可再生能源俱乐部,由业内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组成,联合起来可以与政府对话。
东方早报:中国在能源利用方面还存在什么不足?
陈冬梅:中国在节能方面的潜力还很大,不可否认的是,能源问题的重视程度在逐渐升高,已经发展成为“政治节能”———几乎近年来每次政府工作会议中,都会提到节能。高效能企业需要得到具体帮助和技术革新,政府、企业间不应该是简单的行政指令和执行指令的关系,政府需要在落实具体政策时给予更多帮助。目前,中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影响力还不够,未能下放到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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