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表面是气候问题，背后关系着各个国家未来的核心利益。当前，低碳经济之所以从技术创新和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范畴，是发达国家在其世界主导地位遭受新兴国家挑战后，试图利用科技话语和法律话语来继续管控世界的新方式。它必将反映在货币结算、全球投资、贸易标准和技术竞争中。
气候协议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规则
近代世界文明发展史形成了两个规则——联合国宪章和世界贸易组织，气候协议是正在形成的第三个世界规则。
一是《联合国宪章》——制定国家间“领土瓜分完毕”的规则。1945年6月出台的《联合国宪章》是在战胜国完成对战败国清算的条件下形成的，不可避免带有大国主导的色彩。它的出台，意味着发达国家实施的“领土竞争战略”的结束。
二是《关贸总协定》——制定国家间“有形财富”竞争的规则。1947年出台的《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WTO），意味着发达国家从“领土竞争战略”向“财富竞争战略”的转变。所谓“财富竞争战略”是指经济实力更加立体的战略，即只有拥有坚实的产业，再加上繁荣的贸易，才能够使国家发展。
三是《国际气候变化公约》——制定国家间“无形财富”竞争规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迄今为止唯一由所有联合国成员参与的世界规则。如果说WTO制定了世界有形商品的贸易体系的话，那么《京都议定书》则制定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以碳信用为标的的无形产品贸易体系。
如果说《联合国宪章》是农业文明发展阶段的终结，《关贸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宣言，那么《国际气候变化公约》则是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法律文件。
欧美围绕“低碳经济”进行着环环相扣的全球布局
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围绕“低碳经济”展开了国与国间的“政治经济”较量。
（一）欧洲引领气候谈判：为了夺回世界控制权
随着欧盟的成立，欧洲不再满足于长期受控于美国的局面，要把世界控制权夺回来。全球性问题——气候问题正是最佳的切入点。欧洲为此进行了环环相扣的全球布局。
第一步，建立全球“认识共同体”，在道义上获得全球人支持。在国际层面上，“认识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是以专业技术人员为核心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世界气象组织（WMO）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这些组织通过“有价值的分析工作和科学研究结果的交流”影响政治领导层的偏好。促使政治领导层放弃“化石能源消费率与经济增长速度成正比”理念，从而改变原有的过分依赖化石能源发展经济的偏好。
第二步，通过改写国际法来凸显欧洲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过去30多年，欧洲尽管在信息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全球领先，在全球贸易中的获益却相形见绌。其原因在于中国、美国、印度、巴西等能源消耗大国依然在使用传统化石能源。欧盟积极推动全球“碳政治”也是为了通过设定全球法律规则来发挥其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因为如果各国要实现实质性的“减排”，无疑要向欧盟国家购买新能源技术。一个巧妙的新能源技术输出机制正是产生于基于项目交易的两个机制，即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第三步，将欧元与碳交易计价绑定，使欧元变成关键货币。货币与能源计价和结算绑定，往往标志一国货币崛起并成为关键货币。欧盟之所以从《京都议定书》以来一直比美国更热衷于气候协议，是因为欧洲的政治家们看到了欧元成为关键货币的机遇。据专家测算，碳排放权有可能与石油成为最为重要的商品，如果碳排放交易以欧元计价，必然会有更多的国家选择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何况目前全球碳交易的85%己经以欧元计价。
第四步，改变世界经济增长基因：从传统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的切换。过去200年，世界经济增长基因是传统的化石能源，欧洲发现这种增长模式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消耗了大量的传统化石能源为前提的，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了增长。未来欧洲要把世界经济增长基因变成清洁能源，在这种低碳增长模式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高排放的产品就有可能出口不出去了，而发达国家生产的是低碳产品，它可以出口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二）美国重返《京都议定书》：为了重构美元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由于国际社会建立了“美元—石油”计价体系，美国又一次掌控了全球的经济命脉。本次金融危机，美元作为操控世界经济的链条出现了断裂，美国需要创造新的制控权，来衔接美元链。那么，什么样的产品能够担当起衔接美元的链条？美元要再度复兴，必须找到具备石油这样品质的“锚产品”，使之重新成为美元捆绑计划。这个“锚产品”必须具备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需求上的普遍性，即像石油那样，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它。二是价格上要像石油那样与美元成负相关关系。“碳排放”就具备这两个特点：其一，全球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避免产生碳排放问题，而且“碳排放”需求比石油更普遍，比石油更致命的是，碳排放权不存在勘探开采的可能，而只能通过政治家们的一锤定音。其二，一旦美国建立了庞大的碳交易金融市场，便足以取代欧洲碳交易市场。碳交易一旦以美元计价，那么，碳交易指数与美元也必然呈负相关关系。在低碳经济发展阶段，超出碳排放定额的部分需要到国际市场购买碳排放权。在哪购买？答案自然是美国，而且必须用美元。于是，建立全球“碳本位”或许成为美国控制世界的再次货币创造。
中国应对战略：促成国际社会建立四个公平减排机制
为防止气候治理演变成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利益输出的渠道，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要善于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将自己的国家利益包装在国际利益之下，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输出气候治理秩序。要努力促成气候大会建立四个公平减排机制。
机制一：提出“碳排放峰值与工业化进程相关联”综合考核机制。目前中国尽管采用“碳强度指标”作为温室气体减排标准，但发达国家不可能容忍中国长期采用这样的“软约束”考核指标，最终会要求中国采取“总量指标”这样的“硬约束”标准。那么，中国如何应对这样的压力？建议中国推动“碳排放峰值与工业化进程相关联”综合考核机制，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种考核机制下，中国可以提出两个阶段考核指标方案：第一阶段（2030年碳排放峰值到来前）：坚持以碳强度指标作为温室气体减排指标。第二阶段（2030年碳排放峰值开始下降后）：可以接受总量约束指标，但要坚持考虑“人均累计排放”因素。
机制二：推出“消费端、生产端”两端减排机制。目前国际社会减排模式是：“谁制造谁承担减排责任”，这是很不公平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有很大差异，发达国家人均在消费领域的能耗为发展中国家的10倍。发达国家的高碳排放与消费方式有密切关系，30%的碳排放量是企业排放的，70%的碳排放量是居民排放的，属奢侈型排放；而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工业化过程，70%的碳是企业排放的，30%的碳是居民排放的，属生存型排放。两端减排考核机制，不仅有利于倡导国际社会更加节能的生活方式，也有利于中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机制三：建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完善国际碳交易体系。目前国际上碳交易市场有四种形式：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市场，联合履行机制（JI）是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的交易市场，国际排放贸易(IET）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易市场，欧盟排放交易（ETS）是欧盟内部的交易市场。这四个市场交易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通过“境外减排”为发达国家提供了灵活履行减排机制。但目前国际碳交易体系明显缺失一个市场，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这对于未来（比如2030年后）接受“总量指标”考核的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目前，在国际碳交易中，中国是供方，未来不排除是需方，当中国一旦从供给方变成需求方时，就会需要更多的碳信用额度。届时，中国需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来输出自身的“压力与成本”。
机制四：构建“碳—人民币”交易体系，提高全球碳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能力。国际碳交易中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具有可行性：一是中国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出口方）；二是中国是国际碳交易市场出售年减排额份额最大的国家。根据Gr assman法则，商品出口国和最大的卖方有选择货币结算的主导权。那就是说，中国在出售碳排放额度时，应该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