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变革与技术革新已成为当今能源领域变化发展的主旋律，在新一轮能源变革中，德国是先行者之一，其能源发展模式已被多个国家借鉴和效仿。那么，德国能源转型的目标是什么?目前有哪些进展?德国为何要放弃核能的使用?能源转型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德国能源转型对中国有哪些启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程采访了德国能源署前署长、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德方主任斯蒂芬-科勒先生。

德国能源转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记者：科勒先生，您能先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德国能源转型的背景吗?

斯蒂芬-科勒：德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酝酿能源转型的，但实际上，德国能源转型这个概念的提出远早于此。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就开始有人反对建核电站。而且那一时期电力行业还没有安装除尘设施，空气污染十分严重，鲁尔工业区等地都有大面积的空气污染。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专家开始研究德国的能源结构，并思考这样的能源结构是否应该优化转型。所以说，德国能源转型并不是突然凭空出现的，它是有历史沿革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的。

记者：德国能源转型的目标是什么?

斯蒂芬-科勒：德国能源转型有两大目标：一是退出核能，二是2050年基本退出化石能源。德国能源转型有三大支柱：第一,提高能效，即节能;第二,从化石能源转移到可再生能源;第三，在化石能源还没退出市场之前，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效率。目前我们的工作就是以这三大支柱为核心基础，实现最终的两大目标。

记者：就您前面提到的三大支柱中，能源能效的提升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哪个更重要?

斯蒂芬-科勒：能源能效的提升具有十分良好的基础，经济上可行性也较高，成本较低。德国政府发起了提高能效运动，每年拿出70亿欧元财政补贴，促进全体民众节约能源，提高能效。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现在投资的重点项目。它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网络允许，二是是否可以智能化发展。现在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工作核心是建立智能电网消纳补偿风电、光电，大力发展蓄电系统，以应对晚上无光无风时期的用电负荷。从长远考虑，我们正在发展氢能技术，但是这项技术预计2035~2040年才能发展成熟。在此之前的过渡期，我们还需要化石能源的补充，所以，现阶段的工作重点还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记者：科勒先生，能否分享一下德国能源转型取得的成果?

斯蒂芬-科勒：回顾这些年，德国能源转型还是有一定的成果的。光伏和风力发电远比当年的规划发展快得多。在2000年的时候，德国所用能源中只有5%是可再生能源，且绝大部分是水能;到了现在，可再生能源占比已高达33%，并且光伏发电呈爆炸性增长。同时德国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给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让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变成了无风险、利润高的投资领域。当然，德国光伏发电的飞速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制造业的发达，中国制造的廉价光伏组件为德国节约了大量光伏电站建设成本。

核电问题：坚决弃核，开发安全新能源

记者：据我们所知，德国需要实现二氧化碳减排，既然核电的使用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何德国还是选择了弃核?

斯蒂芬-科勒：事实上，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前，德国国内分成两派，一派支持核能发电，一派对核能发电持质疑态度。但是，在福岛事故发生之后，德国国内一致同意弃核，并开始去核化进程。能源转型路线图也有所规划，但是，还要根据实际进行调节。

我本人是核电工程师出身，但是，自从去弗莱堡生态研究所工作之后就反对使用核电了。核电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无法保证不发生核事故，而核事故一旦发生后果太严重。历史上发生过两次灾难性的核事故，实际上这两次核事故也都十分幸运。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的时候，燃烧产生的高温使得绝大部分放射性颗粒上升到高空，扩散范围广，对当地的影响相对较小;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的几天一直在刮西风，放射性物质都被吹到了海上，如果不是刮西风，东京的人口就将被疏散，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损失不可估量。

直到今天，人类对核废料的处理还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既然我们有其他选择，如可再生能源，就可以放弃核能，去开发更加安全的新能源。

对中国的启示：吸取经验，避免教训

记者：我们也非常想知道德国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失误，以便有所借鉴。

斯蒂芬-科勒：大概存在着三个方面问题。

首先，德国北部风大，资源丰富，但是人员稀少，对电力的需求量小;南部人口密集，对电力的需求量大，但是南北大电网没有建设好，联邦政府没有及时作为，预计电网要到2025年才能建成，在此期间仍会造成大量的风电浪费。

其次，在能效方面，德国的一次能源40%都消耗在了建筑上，如采暖、热水等，德国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计划每年进行3%的建筑节能改造，但是，实际上仅完成了0.3%到0.9%，这就为今后留下了太多的工作。

另外，在交通运输领域也存在一些问题。德国研发的电动汽车，市场效果并不好。尤其是近年来油价下降，使得民众更倾向买传统化石能源汽车，这样功率更大，能耗更高了。

原本德国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是以1990年为基数，到2020年要减少20%，但是，从目前的进度来看，这个目标很难实现。

记者：对德国能源转型的成果，您如何评价?

斯蒂芬-科勒：目前，德国的能源转型还处于探索时期，德国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但是得到的收益也很大。

除了高能耗行业，德国中小企业和居民用户每用一度电，现在需要缴纳0.5欧分左右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2015年全年花费了上百亿欧元，这还不包括电网的改造费用。因为德国经济结构中的支柱产业不是高能耗产业，所以，对这些成本还是可以承受的。尽管德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是，能源转型仍然是一项十分正确的举措。能源转型是技术革新和技术创新的动力，在能源转型之后，德国出现了非常多的技术创新。

总体来说，能源转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德国光伏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带来了规模效应，目前正处于一种十分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德国的光伏产业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光伏制造业的发展。总而言之，尽管德国为能源转型付出了一定的成本，但是收益也很大。

记者：依您这么多年积累的能源转型的经验，您觉得中国能源转型中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斯蒂芬-科勒：能源转型需要全体民众参与，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应该就是搞好公共关系，鼓励全民参与。之前德国没有注重民众的参与，没能发挥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所以成效不是很好，现在开始促使全民积极参与，能效优先，能效第一。希望中国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能够吸取这个教训，促进全民参与。

还有储能系统和配套电网的建设。德国政府的南北大电网没有建设好，造成了大量能源的浪费，中国在进行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要提前做好规划，希望能够避免德国联邦政府犯的这种错误。使用可再生能源存在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储能系统的建立，但是从目前的技术来看，太阳能和风能的储能系统可能还都没有实现，这样就会存在着巨大的能源浪费的问题;而且在技术上和管理上，储能系统的建设都存在着巨大的挑战。我希望中德两国能够共同合作，早日解决这一问题。

从现实来看，中国能源转型在提高能效这方面具有很大潜力，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细心规划，避免德国出现过的问题。在国际能源转型中，中国具有举重若轻的地位，德国希望能够与中国共同合作，达到对地球保护的目标。

斯蒂芬-科勒先生(Stephan Kohler)，1952年生人，是德国著名能源转型专家，2000年至2014年担任德国能源署署长。他所领导的近200名工作人员的德国能源署所涉及的工作领域包括：建筑节能、工业节能、交通运输节能、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及综合能源系统等。德国能源署还是当今除了联合国气候保护机构之外的世界第二大气候保护机构。

科勒先生是公认的参与了德国能源转型的策划、设计和实践的德国重要专家之一。在2014年底他辞去德国能源署署长职务时，德国政府称赞他为“德国能源转型最专业的专家”。

科勒先生对华友好，从本世纪初开始，就积极推动中德在能效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中国第一座被动式超低能耗住宅建筑和第一座被动式超低能耗办公建筑，都是在他任德国能源署署长期间，由德国能源署给中国提供的技术咨询。2011年6月，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德国期间，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与德国能源署签署协议，成立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由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教授担任中方主任，德国能源署署长科勒先生担任德方主任，陶光远先生担任执行主任。

2014年10月，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期间，在两国总理出席的中德经济技术论坛上，河北省环保厅与德国能源署签署合作备忘录，由德国能源署为河北省的大气污染治理提供咨询。

聚焦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德中双方专家观点

德国能源署前署长、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德方主任斯蒂芬-科勒指出：“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没有重大突破并推广应用前，化石能源短期内不会退出能源历史舞台。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对环境影响最现实的途径就是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化石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水平。”

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中方主任石定寰指出：随着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202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占比有望超过15%，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将降至燃煤电厂水平。“这意味着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今后的占比将持续下降。”他建议，传统能源企业要未雨绸缪，尽快进军可再生能源领域，打造多元互补的能源服务运营模式。

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指出：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能源转型与能源革命，必须综合考虑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国家能源安全的可靠性，以及环境气候承载能力，立足国情，稳扎稳打地推进，切不可急功近利，搞大跃进。(摘自“从德国经验到中国实践——能源转型与能源革命高峰论坛”报道)